律师成长之路

睿智律师知性女子

作者: 陈梦飞　来源: 广州日报

　　自伊拉克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萨达姆以来，40多岁的黎巴嫩女律师布沙拉·哈利勒就频频进入公众视线。事实上她是近来能与萨达姆会面的唯一女性，也是其辩护班子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由于律师行业长期以来被赋予的专业、强势形象，女性在其中担任的角色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边缘状态，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女律师日益活跃起来。
　　据广州市律师协会的统计，2005年，广州共有女律师1046人（约占全市律师总人数的1/4），其中专职律师925人，兼职律师121人，担任合伙人的有207人。其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有464人；35岁～50岁的有484人；50岁以上的有6人。50岁以下的中青年女律师占全市女律师总数的90.63％。而被访者从事律师职业的时间在各阶段的人数分布较平均，2年～5年、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分别是38.4％、23.1％和24.8％。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时代的女律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她们给律政行业带来了别样的知性美丽——刚中有柔、清新大方。

三代女律师各有各精彩
角色模糊的第一代

　　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正规律师事务所的恢复，其时开始执业女律师，应该算是广州“文革”后的第一代女律师。她们大多是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这些单位退休后才作为特邀律师加盟到律师队伍当中的。
　　那时的女律师通常经办的都是一些离婚、私房纠纷、刑事案件以及一些单位的债务纠纷案件。她们代理案件时仍然会像是在法院做调解工作一样，苦口婆心地调解、说服，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女当事人的离婚案件时，她们会在办公室里认真倾听当事人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哭诉，并且能不厌其烦地劝解、安慰当事人，这种耐心常常令男律师自叹弗如。
　　58岁的陆梅（化名）就是从法院转到律师行业的第一代女律师。她说当年她们在代理案件、调查取证时的条件可没现在好。常常是骑着自行车，从东山骑到西关，又从西关骑到海珠……“有时为了给当事人节省点儿费用，还会跟着当事人一起挤公共汽车。”
　　那时的女律师大多衣着朴素，平时最常穿的就是退休前在法院工作时发的制服。无论她们走到公、检、法、司哪个部门，都会在那里发现老同事、老朋友。“所以有时候我走进法院时，很多当事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我是律师还是法官。”陆梅呵呵笑着说：“其实，在我看来，从法官变为律师，我在法庭的位置只是由中间换到两边而已。”
　　总体来讲，第一代女律师由于受当时的条件所限，通常都没有在正规的法学院校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也比较欠缺。而且最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定位比较模糊，总像是过去工作的延续，而不是走上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工作岗位。

开创局面的第二代

　　第二代女律师是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步入律师队伍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法律本科或大专毕业，受过比较系统的法学教育，有的还在公、检、法部门干过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法律实践工作经验。
　　Helen从事律师行业已经6年了。她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了广州开创事业。那时的女律师人数相对还少，身处异乡，要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打开局面，付出的努力辛劳可想而知。“那时的女律师接案一般比男律师难度大，当时业内流传的说法是：一间办公室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律师，进来一位当事人，在完全不了解律师办案能力的情况下，当事人径直走向男律师。”Helen笑着说，“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阻力肯定是不小的。所以我们这些在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根基的女律师，在公关和应酬方面的能力一定要强，否则业务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
　　Helen觉得她们这一代的女律师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她就听说一些男律师议论，某些女同事在处理案件时存在依赖心理，总是喜欢把自己承办的案件拿来和其他律师一起讨论，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些女律师穿着上刻意标新立异，也许这是她们增强自信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代的女律师已经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定位。

专业精进的第三代

　　这一代的女律师绝大部分受过较为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教育。广州市律协调查显示，广州市女律师中，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有2人，获得硕士学位的有166人，获得本科学位的有702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全市女律师人数的83.17％。她们中的很多人还掌握了一至两门外语，在对外业务中得心应手，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也不是凤毛麟角。
　　梁淑珍律师从小就表现出了她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大学时她就曾在一家英文报纸担任编辑工作。执业后，她的客户主要来自外资企业，由于口语流利，她常常能用电话直接和客户谈论业务，最近两年，她还受到邀请，前去香港为同行讲解内地的法律条文。“其实，在业务和能力上比我强的同行也有不少。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机会，和我的英语较好有关。”梁淑珍律师说，她在讲课时，常常能把一些中文的专业词汇翻译成英文，也能将英文中的专业词汇用香港同行能理解的中文表达，这让她上课效果很好。“当我知道，我的学生中还有一位是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心里还挺得意呢。”梁淑珍律师自豪地说。
　　第三代女律师认真、专业以及出色的工作表现，已让她们在这个曾经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里获得了足够的尊重。

优势
春风化雨润无声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女律师普遍认为，如今在专业素养上，男女差别越来越小，但在某些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女性耐心、细致和感性的特点成了优势。
　　梁淑珍律师就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她在接手一宗法律援助的案件时，就将一个本来应该杀人偿命的女犯，从死刑台上拉回，最后只被判了15年。一个为男人付出了14年青春，从湖北老家跟着丈夫一路曲折南行到广州、生了孩子、吃尽苦头，却在生活稳定之时，将丈夫捉奸在床的女子，一气之下持刀将丈夫捅死。本来这种案子从法理上来说，没什么官司好打的。杀人证据确凿：既有工具在手，还有目击证人，杀人致死也是客观事实。但在办案过程中，听到当事人字字泣血的哭诉，那发自内心的悲恸和痛楚以及两人留下的懵懂无知的孩子无不冲击着梁律师感性的心。于是，凭着一腔热情、一股韧劲，她当庭详细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变化过程，解释其由爱转悲的客观原因，并论证被告非蓄意谋杀，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最终法院采纳相关观点，给予了被告最轻的惩罚。案子一结束，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悄悄地对梁律师说：“像法律援助这种没有报酬的案子你还能这么认真地对待，能将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这样的事情要放在美国，你就一战成名了。”
　　梁淑珍律师认为，在很多时候，男律师在办案时更讲究法理和效率，他们可能会严格按照法律的条文规定用最短的时间结案，在很多时候，这或许是更理性更现实的工作态度。但对她来说，感性的一面虽然会为工作增添许多烦恼和负担，但也会让她的案子办得更漂亮和带来更多的客源，因为“你若是真正为对方着想，对方定能感受得到。”

劣势
应酬打拼难顾家

　　虽说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压力，但对律师这种必须付出高昂脑力劳动和尽力周旋协调各种关系的职业来说，女性也有相当的弱势。
　　范美珍律师说，由于这是一种讲究资历、经验以及社会关系的行业，从业时间越长则越能够积累丰富的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案源。因此从总体来看，年轻女律师的生存压力最大。据律协介绍：“其实律师是收入分化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在国内，最高年薪的律师可以坐收3000万元，但在广州，年薪3万元以下的也不乏其人。”按广州市律协收集的数据来看，在281名被访女律师中，年收入51万元以上的人（即平均每个月超过4万元的收入）只有5.6％，而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女律师则高达48.9%，相比起高昂的脑力劳动付出的成本和压力，这部分女律师其实是“入不敷出”。
　　除此以外，业务提高、工作本身、边工作边照顾家庭和养育儿女，以及执法环境的不理想都是给女律师造成压力的原因。
　　业内人士说，有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资深女律师在招收助手时，通常第一句话就是：“你生孩子没有？没有的话，先生了再来找我。”这并非一个笑话，而是有其真切的现实之痛。刚刚执业两年的陈勤勤律师最近就和男友分手了。原因很简单，男友受不了她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对于事业的未来陈勤勤有很明晰的目标，但对于感情的归宿和家庭的选择，她则表示，只能随遇而安，“虽然我很爱孩子，这辈子也无论如何会生一个。”但到底什么时候能生呢，陈勤勤也很迷茫：“按现在的计划，估计也要排到33岁了。”28岁的陈勤勤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