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成长之路

女律师为迟到的正义而战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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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些中国人被日本法西斯强迫充当慰安妇和劳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10年来一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性，始终如一地做着一件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事情——担任中国慰安妇和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的中方代理律师，并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她叫康健，这位年过半百的女律师，使那些在60年前的战争中饱受摧残的老人们重新看到了讨回公道的希望。

康健在办公室阅读案卷，这件诉讼案已经耗费了她10年的精力　摄/徐欢

像这样的取证，康健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康健（左）在日本集会上发言

康健（左三）在日本街头抗议

“世妇会”上一诺成誓言　十年奔波艰辛谁人知——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些中国人被日本法西斯强迫充当慰安妇和劳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10年来，一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性，始终如一地做着一件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事情——担任中国慰安妇和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的中方代理律师，并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她叫康健，这位年过半百的女律师，使那些在60年前的战争中饱受摧残的老人们重新看到了讨回公道的希望。

“世妇会”上一诺千金

　　康健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是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律师。
　　1995年9月，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康健成为中国4名参加此次大会的女律师之一。
　　在一次中日女律师座谈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已有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讼，因为外国律师在中国不容易介入调查取证，希望中国律师能够帮助提供法律援助。大森典子话一出口，会场立刻安静了下来，中国女律师的沉默使大家陷入了冷场。在一片寂静中，康健站了起来：“从法律角度讲，这只是一个取证工作，作为一名中方律师，提供帮助调查不是不可以。”
　　康健当时以为取证只是一次性工作，很快就能完成。她没有想到，10年后的今天，她仍然做着同样的事情。

被日本友人感动

　　世界妇女大会结束1个多月后，大森典子再次来到了北京。这让康健大吃一惊，她不明白，作为一名日本人，大森典子为什么要无偿地做这件事？但是当康健看到大森典子递过来的40多页完全译成中文的起诉书时，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
　　1995年11月，大森典子带着另外35名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日本律师又一次来到北京。她直接问康健，可不可以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在日本，律师是忙碌而又赚钱的职业，却有这么多的日本律师很投入于这件事，康健当时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康健回想起来，笑着说：“其实当时想得很简单，认为作为法律调查，一次就可以搞定。如果一开始知道这么复杂，肯定会被吓住了。”
　　那是康健第一次与日本人工作合作，尽管以前曾经有过工作间的交流，但现在好像性质不一样了。她尽可能地行事谨慎，公事公办。
　　1996年，在日本的一次出庭令康健深受感动。她第一次发现，原来在日本还有一群和平友好人士，他们无偿地帮助中国人出面打官司。康健认为自己更应该为同胞出力，为那些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法律帮助。

艰辛取证难忘的深夜历险

　　在康健不大的办公桌旁，堆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各省地图。她去过多少地方，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凡是她去过的地方，都是为了诉讼案的取证，没有一个地方是去旅游。
　　1996年3月8日，康健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取证。她看到周围风景优美，空气格外清新，跟助手开玩笑说：“三八妇女节，我们出来旅游了。”然而当她们叫出租车要去羊泉村时，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去。理由只有一个：山路崎岖，无法进入。两人只好找到一个工厂，租用了一辆卡车。20里的山路，一路翻山越岭才到达，坐车时康健的手上竟然磨出了血泡。
　　取证结束，已经晚上6点多钟了，天空一片漆黑。山路上，除了车灯，连颗星星都看不到。晚上的山路已经有了一层薄冰，一边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卡车在山路上打滑，开不上去，顺着路往下溜。她们只好下了车，脱掉大衣，把大衣垫在路上，让卡车垫着开过去。顺着车边掉下去的石头无声无息，卡车司机很害怕，又不敢告诉两位从北京来的女律师，只好一点一点地把车往前碾。
　　等下到山底，已经夜里12点了，这时车胎又爆了一个。他们找到山脚下的一个工厂，跟下夜班的工人借扳手修车。当工厂传达室的人在三更半夜见到说普通话的两位女性时，非常惊讶：“你们怎么来的？干什么来了？”康健说明来意后，当地人立刻提供了帮助。他们到达县里招待所的时候，已经夜里2点多了。除了下午2点在取证时喝过一碗红糖水外，12个小时，他们没有再吃过、喝过任何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康健再次回到村里。晚上回程时，为了避开前一天经过的陡峭的岩壁，一行人决定沿着山里的河滩走。可没多久，车就陷在了河滩里，必须费上很大力气才能把车开出来。山里有豹子，他们都非常害怕，可由于道路泥泞，只能司机开车，其他人步行。最终他们循着河滩路走了出来。
　　康健经常在星期五晚上从北京出发，星期日取完证再赶回北京上班。但随着起诉者越来越多，她不得不开始占用上班时间。康健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她跑遍了山东省整个胶东半岛及周边的10个县、河南省的10个县、海南省的11个县、河北省的7个县、大半个山西，以及辽宁省沈阳市周边郊区和北京市周边郊区。而进过的村庄她已无法数清。

打官司把头发都打白了

　　10年间，战争受害起诉者已从180人增加到了200多人，而没有起诉但与康健保持联系，并且已经核实了身份的受害者将近2000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康健说自己有时也感到无能为力。她每天有数不清的电话要接，有数不清的案卷要看。她的工作时间按秒来计算，却是无偿的。
　　康健非常无奈地形容自己：“打官司打得头发白了，眼睛也花了，路却越走越窄。”现在，康健从原来那个管理着70名律师的北京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变成了只有9名律师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
　　日本有300多名律师在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赔偿诉讼案提供着无偿的法律援助，但是在中国只有康健和她的助手两个人。康健说，因为这起诉讼，她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办理其他收费案件了。
　　1996年7月，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在日本出庭。法庭外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拿着大喇叭高喊：“让他们滚出去！”每当想起这一幕，康健说：“作为律师，作为中国人，我的职责和良心都告诉我，要一直做下去。”
　　康健做取证工作的所有费用，除了一位中国作家捐赠的5000元人民币外，其他全部来自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的捐助。康健说，有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事，咬牙也要坚持下去，否则很多老人们会在遗憾中死去。

不是乞求正义而是证明真相与正义

　　康健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尤其是日语翻译。她还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捐助。
　　这么多年来，除了极个别的诉讼案获得调解或者胜诉外，绝大多数诉讼案均在日本法官不公正的判决下一审或二审败诉。但令康健感到欣慰的是，原本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日本法庭现在已经认定事实，这些事实的认定，使日本国民知道了历史真相。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康健没有屈服，仍然奔波于中日两国间，为各个诉讼案的终审判决而努力。她与战争受害者们一起分担着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不幸的痛苦，共同面对诉讼中的艰辛和再次揭开伤疤的痛苦。
　　她在日本法庭上讲道：“作为一名律师，我知道法律是不讲人情的。但我也深知法律是渗透着人性的，不论是哪国法律，无一例外。就本案而言，我与原告期待得到一个公正的胜诉判决，但我们并不是在乞求胜利。因为，即使在法庭上被判败诉，也不会让原告再失去什么。相反的是，日本必然将因这一个个的不当判决，向世人展示其对待和平与人权的态度是多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