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百态〗
近日网上频繁的爆料“自愿捐献精子的全程实拍”，点击率的俱增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对有关“性”这一敏感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捐献精子相关知识的普及率远远不足，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其产生的神秘感。 今年9月，上海的人类精子库发出了“警报”：“因为高品质的捐赠精子短缺，上海人类精子库在2009年以前将不再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的预约。”事实上，受“精子短缺”困扰的精子库远非上海一家。数据显示，2006年,广东有1600对夫妇排队“求精”，只有300对被幸运轮上。
为了配合精子捐献活动的推广，搜狐网页做出了详细的问卷调查，从中暴露出一些中国人传统和观念上的问题（如果能称的上问题的话）。
【聚焦】
一、精子捐献缘何面临困境
1、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对“性”持排斥态度，因此对“性”这一“神秘事务”及其相关事务都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避而远之”的态度。“精子捐献”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及其新鲜的名词，就拿前段时间在广州举行的一个“性文化用品展览”，有关人士就认为中国“性”侮辱了中国“文化”这个字眼，可见对相关领域的突破必然举步维艰，相关部门一直也不能想出良好的推广策略，由此直接导致了国人对这一领域的“盲区”，这是精子捐献知识传播及接受的第一个障碍。 2、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存在着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有时是好事，比如有责任心，但有时却完全演变为对女人的管制和完全的占有，在此种事件上就完全的体现了出来。很多人想到捐精者苛刻的条件（《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精子的采集与提供应当严格遵守卫生部制定的《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第十五条规定，供精者应当是年龄在22～45周岁之间的健康男性。第十六条规定，人类精子库应当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检查和严格筛选，不得采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的精液：(一)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患遗传性疾病；(二)精神病患者；(三)传染病患者或者病源携带者；(四)长期接触放射线和有害物质者；(五)精液检查不合格者；(六)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是对“不符合条件男人的一种歧视”；还有人认为“还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完全没有优秀基因的的概念甚至不愿去想）。
此外还有人对“捐精受孕与领养孩子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领养孩子比捐精受孕好，关系比较纯洁。关系纯洁这一敏感的字眼甚至掩盖了不孕不育的问题，可见观念上的问题真是不可低估。
二、法律上的困境——权利冲突
这里的权利冲突主要是关于捐精者隐私权和后代知情权之间的冲突。我国《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类精子库应当建立供精者档案，对供精者的详细资料和精子使用情况进行计算机管理并永久保存；人类精子库应当为供精者和受精者保密，未经供精者和受精者同意不得泄漏有关信息。”2004年1月，英国公共健康部部长宣布将立法明确：今后凡是精子捐赠者的孩子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由于对捐精者的保密过去一直由法律认可，因此英国的做法对此是一个颠覆，这里涉及到一个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较量。该立法认为，孩子知道父亲的权利大于捐精者的隐私权。 可见在若干年后，当中国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以后，也一定会涉及到这些问题，这就要看到权利与权利之间到底有没有优先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员刘作翔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即原则上是权利平等保护，但要照顾到社会利益的保护原则，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权利出现不平等的现象，当然由此也会导致权利主体不平等的可能性，但根据“矫正理论”，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总要顾及到特殊群体的利益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实质平等。至于捐精者和孩子谁是特殊群体，当然也是长期的博弈，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还是保守的考虑问题以求社会的稳定为大计，因此主张还是隐私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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