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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为何难产

新京报 毕诗成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透露，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目前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其实，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明确提出，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列为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5万元，目前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并已上报市政法委。该市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建立将分三步走：首先由公检法等各个部门自行试点；待积累经验之后再建立统一制度；待条件成熟之后，通过人大立法将这项制度确立下来。（7月20日《东方早报》）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被害人可向施害方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没有执行能力，“一声枪响”可令案子终结，但法律的正义却更多地存活于逻辑上的“道义”当中，受害人无法从“公正”中获得被剥夺的补偿——有统计数字说，全国有高达七成的被害人是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的观点。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曾明确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列为一项重要任务。但为什么今天上海高院提出“形成初步框架并报批”的时候网上舆论仍然很兴奋？这也从侧面说明，一年半多了，但各地法院在“研究建立”上步子还是相当慢的。
　　笔者认为，这里面存在两个方面的误区：
　　其一，当政府承担起法律秩序责任的时候，成本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账”上的昂贵，而是“社会账”里的低廉。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补偿，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不能从加害方得到赔偿的被害人，面临生存危机。要么一次次上访，要么用违法乱纪等手段获得生存。无论哪一种，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政府又不得不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化解这些因素——这种支出转移是被忽略掉了的；
　　其二，建立国家救济制度，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将面对一个“无底洞”的拨款投入。纵观国外的经验，比如欧美，甚至日本，支撑救助制度的根本，并不是单纯的国家拨款。通过国家出一点、地方政府支持一点、社会慈善募捐一点等方式，筹备一种救助基金，通过明晰的支付办法，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人给受害人以应得的补偿，都是切实可行的——这种渠道的开拓思维也被忽略了。
　　面对显而易见的司法遗憾，面对每年大量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受害人，“刑事被害人补偿”的问题没有理由继续悠然自得地表现着它的脚步缓缓与前路漫漫。即便上海市现在的“三步走”尝试，如果不从观念上克服忧虑，这个“三步走”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与各部门自行试点成熟之后再到立法层面的推动比起来，从立法层面向下推动实践，会更有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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